钱钟书、杨绛与光明日报

一代学界大师钱钟书先生有一句名言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钱先生自己和夫人杨绛多年来正是实践着这种所谓“屋中”“素心人”的治学之道，他们埋首学问，著书立说，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并很少给报纸杂志写文章。《光明日报》作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报，多年来始终对他们的学术、文学踪迹予以关注。

我们光明日报文艺部的几位编辑都曾尝试向钱、杨二位先生约稿，虽然都以失败告终，但都因此得以沐浴二位前辈的儒雅之风、仁爱之意，至今难以忘怀。198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，不久，本报文学评论专刊收到一篇评论《围城》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——〈围城〉》，作者郭志刚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。专刊编辑认为，这篇文章有独到见解，就在1981年3月4日的《文学》专刊上予以发表了。

现已退休的文艺部老编辑史美圣，早就为钱钟书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幽默的文风所倾倒。这次作为责任编辑，亲手编发了评论钱钟书小说的文章，心想这正是拜访他的好机会，于是约请早与之有过交往的资深编辑黎丁同往。去之前，黎丁先给钱先生打了电话，钱先生爽快地欢迎他们的造访。在钱先生家，黎丁先是寒暄叙旧，史美圣随后呈上那份载有评论文章的《光明日报》。钱先生看了看标题，询问作者是谁。那天临别时，钱先生主动拿出两本《围城》相送，并当场签名盖章。他把二人送到楼梯口，目送他们下楼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也与钱、杨二位先生有过几次交往。记得是80年代中期一个冬天的上午，我第一次来到他们在北京南沙沟的寓所，是杨先生接待的我。她给我的印象是轻声轻语，文质彬彬，机敏聪颖，待人和善。我没有事先打电话，因为我以为那样太正式了。她没有埋怨我的唐突，而是娓娓讲述她和钱先生的身体与写作近况，还给我看我没见过的海外出版的他们作品的各种译本。送我出门时，她问我是否骑自行车来的。她说，一到下雪天，就替那些骑车人担心，生怕他们摔跤。1987年“三八”妇女节前夕，按照惯例，《东风》副刊又要约一篇著名女作家的稿子作为头条。当时，我和黎丁、宫苏艺、韩小蕙编辑《东风》副刊，组长宫苏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于是，在“三八”节前一个星期，我花了一天时间看望了四位女作家。那天，我上午去了冰心、宗璞家，下午又去了柯岩家，跑完三家之后，我已经意识到可能约不到稿子了：冰心已经87岁，很久不写东西了；宗璞手头有一个大东西在赶；柯岩病在床上。而且我意识到，越是有个性的作家，越不愿意写应景的文章。但是从柯岩家出来后，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，来到了与她同住一个大院的杨绛家。杨绛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很少给报刊写稿的她，当然同样婉拒了我的约稿请求。但她像朋友一样给我泡茶，与我交谈。从她家出来，我感到这一天非常充实。但转念想到报社要的稿子，不免有些忧心忡忡。由于没有完成任务，我不得不答应这篇文章由我来写。后来发表于1987年3月8日《东风》副刊的头条文章《一天中见到的女作家》，就是那次被逼出来的。在那篇文章中，我写出了对这四位不同背景的女作家的不同感受，其中，在关于杨绛那段的结尾，我这样写道：“她除了严谨、谦和的一面，还有善于体会人生乐趣的一面。缺少任何一面，她都写不出那么漂亮的文字。她是完美的：作为学者，作为作家，作为人，作为女人，她都有优越之处。”

1988年5月，在新闻改革的大形势下，报社编辑部组织记者采访一些文化名人，就如何办好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意见。文艺部研究后决定采访钱钟书、夏衍、唐、萧乾。5月中旬的一天，我和史美圣还有摄影记者彭璋庆来到钱先生家。那天他首先把我们让进他们的客厅兼书房。当我们说明来意后，他又重申了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意思，同时客气地对拿起相机准备拍照的彭璋庆说：“我不喜欢记者照相，大家坐下来聊聊吧！”彭璋庆只好放下了相机，从始至终成为一个旁听者。那天，可能是因为我和史美圣都已去过的缘故，那次谈话是我记忆中他们二人最放松的一次。他们像对老相识那样，和我们谈得无拘无束，谈到兴致浓时，夫妻相互补充，俩人还抢着说话。那天谈话的内容很丰富，涉及他们的老朋友傅雷对儿子傅聪的教育问题，编辑出版《全宋诗》有无必要的问题，等等。那天他们夫妇二人还对翻译界的现状谈了看法，批评了不严谨的风气。那天谈得很投机，最后钱先生同意将他对报纸改革的意见整理好给他过目后发表。几天后，史美圣将我整理的小文寄给钱先生，请他定稿，过了一、两天，钱先生将改稿寄回，并以他一贯幽默宽容的笔调附一毛笔短信：“美圣同志：来函奉悉，三娅同志记录得很中肯扼要，把我的废话都‘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’。遵旨改几个字送还。”

那次钱先生关于报纸改革的建议，百七十余字，题为《我看报纸的改革》，与夏衍的《新闻改革主要是增加透明度》，共同发表于1988年6月3日《光明日报》头版“我看《光明日报》”这个栏目之下。那可能是钱先生唯一一次以署名形式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。钱先生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现在是个开放中的社会，报纸的改革就是开放的一个表现。今年报纸的开放程度已经出于有些人的意外了，这是大趋势。官话已经不中听了，但多少还得说；只要有官存在，就不可能没有官话。《光明日报》影响很大，你们办报纸的也是责任重大。所谓透明度，总有个限度，比如人，透明到不穿衣服甚至剥掉皮肉，也不行。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政治全透明，他们也有包裹得很严密的东西，当然任何包袱还免不了有破绽或窟窿的。”

现已退休的前文艺部主任乔福山，恐怕是《光明日报》与钱钟书夫妇交往最多的人了。乔福山于1957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《光明日报》工作。60年代上半期到“文革”前，他曾两次到钱先生家登门拜访并约稿。钱先生虽没赐稿，但由于对乔福山师友中许多人都熟悉了解，所以谈得投机，从此结下了友谊。乔福山回忆与二位先生的交往时说：“我与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做人做学问。钱先生总说，人生是一篇大文章，这文章难写；做学问不要出硬伤。他们对虚心求教者从没有丝毫看不起，而对某些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的人，尤其对那些学术骗子，嫉恶如仇。”1991年，钱钟书小说《围城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播出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评论电视剧《围城》的文章“人生复调及文化的穿透力”。之后，乔福山把报纸寄给钱先生。可能由于当时钱先生身体不适，杨先生代为回信：“承寄来贵报论《围城》电视文章，钟书很感愧，觉得僭占了宝贵篇幅。”从信中可以看出，在钱钟书的名字家喻户晓，似乎成了街谈巷议的“明星”时，这两个多年寂寞的学者，依然是那么平静和谦逊。